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杨国强

关键词：科举制度,士人,士议,变法,学堂

自隋唐之后的一千三百多年里，科举制度因“凭文而取”不能知人而久被非议；明清两朝的五百多年间，又因化四书为时文的八股取士而更多了一重“束缚天下之耳目聪明”的非议。然而以历史说由来，则“凭文而取”生成于纠选举之“相率为伪”的过程之中，立意在于维持公平；四书化为时文，是取士的同时又在借利禄之途以助成一世教化，立意在于纳天下人心于“义理之域”。两头的矛盾说明，其久被非议的弊端与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理由同出于一个源头，因此千年之间，科举制度的延续和非科举的论说便长久地共存于一个一个王朝的兴衰起落之间，成为一种恒定不变的历史现象。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中西交冲于西人的苦苦逼扼之下，而后是中国人为回应西人的逼来而审视西人，因审视西人而对比中西，因对比中西而变法图强。这个过程引来西人的“新学新艺”说富说强，直接冲击了中国的义理之学，其推论演绎又最终归咎于科举取士的不能应对世变。由此形成的是另一种非科举的理路，这种理路越出了此前一千多年里非议科举的旧道理，却能够与时势的危迫交相呼应而合为朝野共鸣，并匆迫地促成了兴学堂，停科举。当日的匆迫改变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又为后来的历史留下了种种矛盾。时人谓之“世事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

来源：2021年第3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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