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曾永明

单位：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南昌, 330013

关键词：子女随迁,农民工工资,性别异质性,自选择,社会性别认同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经济带流动人口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对区域均衡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YJC790006）；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鄱阳湖流域农村人口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评估、适应机制与风险管控研究"（项目编号：20181BAA208020）；江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赣南革命老区农村空间贫困形成机制与脱贫空间格局优化研究"（项目编号：GJJ170355）；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赣南革命老区空间贫困分异格局研究：形成机理与制度设计"（项目编号：2018T110653）；江

考虑到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可能并非是随机过程而是存在自选择性，因而有必要利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的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内生转换模型消除自选择带来的内生性，就子女随迁对父代工资的影响进行考证。由此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自选择因素会影响家庭决策，子女随迁存在自选择性。（2）与既有研究子女随迁普遍具有正效应的结论不同，全样本估计显示子女随迁将显著抑制父代工资，即存在负效应，而且如果未考虑自选择性将低估子女随迁对父代工资的抑制效应。（3）子女随迁的父代工资效应具有"父亲惠利、母亲受损"的性别异质性：减损母亲约8%的工资，提升父亲约2%的工资，其中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健康水平和消费水平能解释这种性别异质性的生成机制；子女随迁与家庭团聚带来的幸福感是以牺牲母亲工资为代价的，社会化的性别认同依然是关键因素。有鉴于此，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要为农民工子女随迁创造便利条件，进一步完善子女随迁政策，降低随迁成本以抵消或超过工资减损效应，从而提升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幸福感和社会融合度；同时，不仅要完善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服务政策，更要在顶层设计上将社会性别因素纳入公共政策范畴，注重性别平等化的政策供给。

来源：2020年第4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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